這是個忙忙碌碌的時代，每個人的時間都很寶貴。恐怕沒人會在早上醒來時想：「我真希望多了解一些 20 世紀中期那些講德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然而，如果我們真正關心當今社會，或許確實應該了解他們。畢竟，不懂得從德國唯心主義發展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核心理念，就很難理解當今的文化之爭。
正因如此，卡爾·楚曼（Carl Trueman）希望我們在緊張的生活中，能抽出時間關注一群在上世紀 3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間，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工作的理論家們的思想和教導。這個要求看上去有點高，但我認爲他做到了。他的新作《改變所有世界：從馬克思到馬爾庫塞的批判理論》（To Change All Worlds: Critical Theory from Marx to Marcuse）清晰地展示了，通過深入研究這些看似晦澀難懂的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理論，能如何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當今社會。
《改變所有世界：從馬克思到馬爾庫塞的批判理論》
卡爾·R.楚曼 著
這是一本講述批判理論歷史與發展的通俗入門讀物。作者從黑格爾和馬克思，到科爾施（Korsch）和盧卡奇（Lukács），再到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系統梳理了批判理論的重要人物。
楚曼將這些思想家置於其所處的歷史背景中，追溯了批判理論在不同時期的演變、流派、細微差異及其深遠影響。
B&H 學術出版社，256 頁
作爲格羅夫城大學（Grove City College）的聖經與宗教研究教授，楚曼精闢地闡述了法蘭克福學派從黑格爾和馬克思理論中汲取併發展的三個核心理念。首先是歷史主義。黑格爾認爲，我們的認知和理解深深植根於特定的歷史與社會環境中。我們對諸如正義、身份等概念的認識，實際上都受到了當時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影響，而這種認識往往是爲當權者的利益服務的。
其次是解放。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批判理論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改變世界——特別是要將人們從那些操控我們認知的強權力量中解放出來。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揭露一個事實：那些像「科學」之類的機構，以及人們對身份和社會等級「自然形成」的信念，其實都是壓迫性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
第三是認同。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每個人都渴望在這個世界和他人眼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們期待他人能夠用我們認可自己的方式來認可我們、珍惜我們。批判理論家們認爲，正是這種對認同的深層渴望推動著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的發展。如果得不到認同，人們就會奮起抗爭。
楚曼對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核心評價是：他們過分執著於批判，卻缺乏對社會的建設性願景。書中多次引用歌德《浮士德》（Faust）中墨菲斯特的話，將批判理論形容爲「永遠否定的精神」（13 頁）。這種理論傾向於否定家庭結構、民族認同等傳統規範，認定這些都是壓迫性的存在。然而，當這些規範被否定之後，它卻無法提供任何可以維繫社會長期發展的替代方案。楚曼簡明扼要但意味深長地指出，這種缺乏積極主張的理論與基督教的願景形成了鮮明對比——基督教強調恩典、寬恕和人的固有尊嚴，其目標不僅是批判，更是救贖，並在教會中得到具體實踐。
楚曼的批評還不止於此。他進一步指出這一理論體系及其遺產中存在三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矛盾：首先，它只是用一套新的主導概念（比如系統性不公和特權）取代了原有的概念（比如正當程序和精英制度），這種做法並沒有真正打破它所抨擊的武斷判斷傾向。
其次，雖然批判理論標榜要爲邊緣群體發聲，但推動這一理論發展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白人男性知識分子。
最後，由於德國工人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掀起革命浪潮，這導致一種觀點的形成：邊緣群體並不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迫。因此，用盧梭的話來說，他們必須被那些「更了解他們處境」的知識分子「強迫獲得自由」。
面對這一影響深遠的思想傳統，基督徒應該持什麼態度？楚曼提醒我們要避免兩種極端立場：既不能把批判理論簡單視作可以隨意拿來使用的工具，也不能認爲基督徒可以對批判理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109 頁）；但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否定它的價值。
楚曼承認批判理論確有其獨到見解。它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與基督教反對壓迫、維護人性尊嚴的理念不謀而合。他認爲批判理論指出的一個現象很有見地：資本主義正在試圖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此外，現代媒體和消費主義將人物化的傾向，「顯然是基督徒應該堅決反對的」（219 頁）。簡而言之，基督徒應該「既要承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同時也要對其進行駁斥」（225 頁）。
基於這種既要承認又要駁斥的雙重立場，我想對楚曼的觀點提出一些思考。雖然他的論證很有說服力，但在閱讀《改變所有世界》時，我常常會有「對，可是......」的想法。我的猶豫不在於書中寫了什麼，而在於那些沒有寫的內容可能帶來的缺失。
這個問題源於楚曼對批判理論發展脈絡的梳理。他重點關注了兩個主要源頭：黑格爾和馬克思。這種選擇雖然可以理解，但他著重強調的這條發展線索，不免影響了全書的論述方向，並形成了某些盲點。
黑格爾-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的譜系，只是構建基督教對現代批判理論複雜性回應的一塊拼圖。這確實是塊重要的拼圖，但如果將其視作全部圖景，基督徒就會對基督教與批判理論的關係產生片面、殘缺，甚至不必要的對立認識。我並非要求這本書面面俱到，那樣的期待顯然不切實際。但在閱讀《改變所有世界》時，我們需要認識到：批判理論及其發展脈絡遠不能簡單歸結爲黑格爾、馬克思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傳承。
如果我們不是從黑格爾開始，而是從希伯來先知及他們對社會過度和濫用行爲的批判開始呢？或者，如果我們從西方傳統中第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批判著作——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談起呢？這種更具歷史縱深的視角並不會否定《改變所有世界》中的論點，但能讓我們看到這本書論述的不完整之處。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會發現馬爾庫塞提出的「歷史朝向自由發展」的觀點，實際上借鑑了奧古斯丁的思想（這種思想源自聖經）——即時間是線性發展的，最終指向最後的審判與正義的伸張。同樣，卡爾·考茨基關於「資本主義將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壓下崩潰」的論斷，是否也可以追溯到奧古斯丁的觀點？奧古斯丁深受《啓示錄》影響，認爲世俗之城無法僅憑其自身的假設和承諾而維繫。
如果我們把批判理論的起點從馬克思轉向摩西，從黑格爾轉向希伯來人，或許會開啓一個全新的思考維度？
採用這種長遠的歷史視角，並不意味著基督教要全盤接受批判理論，也不是要採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但這種視角能幫助我們構建一種更豐富、更具特色的基督教批判方式。這種方式無論在論述語氣還是內容上，都不同於近期世俗領域對批判傳統的反思——比如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爲什麼批判失去了力量？》（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和麗塔·費爾斯基（Rita Felski）的《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
這種宏觀視角還能讓我們以更深刻、更靈活的洞察力來理解批判理論。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中對希臘人追求智慧和希伯來人尋求神蹟的精闢分析一樣：這些文化傾向既需要被徹底顛覆（「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第 20 節），又能獲得轉化和昇華（「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第 25 節）。這種觀點不僅強化，而且超越了楚曼提出的「既要承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又要對其進行駁斥」的主張。
《改變所有世界》對當今時代某些最重要思潮的批判可謂深刻而富有價值。在當代社會充斥著碎片化和悲觀失望聲音的背景下，這本書爲基督徒重建對人性的積極願景提供了建設性的指引。如果我們不把這一塊拼圖錯當成完整的圖景，那麼楚曼的這本書無疑爲基督徒理解和服務於這個後現代世界的持續努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en Was Critical Theory B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