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凱明克（Matthew Kaemingk，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大學公共神學教授）和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富勒神學院伊斯蘭研究教授）是播客《城門口的狂熱者》（Zealots at the Gate）的兩位主持人。他們的節目一直很精彩。聽說他們在合寫一本關於宗教與民主的書，我十分期待。凱明克是基督教神學家，哈米德是穆斯林政治理論家。五年來，他們不斷探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各自有哪些思想資源，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參與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
《宗教能拯救民主嗎？爲什麼醫治公共生活需要更多信仰，而非更少》（Can Religion Save Democracy? How More Faith—Not Less—Can Heal Our Public Life）正是這些對話的成果。在這個日益兩極化、不同陣營彼此敵視的時代，如果你懷疑宗教是否能使人更寬容、更謙卑，這本書值得一讀。
兩位作者沒有淡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真實的神學分歧，卻成功表明，這兩個傳統都「積累了數百年面對深刻分歧與政治衝突的經驗」（7 頁）。他們指出，宗教極端主義的故事固然「最能吸引點擊」，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中有益於民主的洞見，卻長期受到忽視，甚至連信徒自己也知之甚少」（19 頁）。
《宗教能拯救民主嗎？爲什麼醫治公共生活需要更多信仰，而非更少》（Can Religion Save Democracy? How More Faith—Not Less—Can Heal Our Public Life）
馬修·凱明克、沙迪·哈米德合著
在《宗教能拯救民主嗎？》中，一位基督教神學家和一位穆斯林政治理論家——他們既是朋友也是同事——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論點：美國民主若要延續，需要更多宗教，而非更少。
他們並非呼籲神權政治或宗教威權統治，而是提出一種清醒又充滿盼望的願景：在一個分裂的國家，宗教信仰能夠提供重要資源，使民主生活重新煥發生機。
佈雷佐斯出版社（Brazos），224 頁。
聽說伊斯蘭教內部也有能夠培育民主美德、支持多元共存的思想資源，福音派讀者或許會感到意外。但兩位作者所呈現的這個伊斯蘭教版本，確實屬於主流的遜尼派解釋之一。這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的祖國印度尼西亞雖然以穆斯林爲多數，卻是一個通過憲法保障多元共存的民主國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 年的一篇報導就指出，伊斯蘭國（ISIS）在西方國家招募成員，反倒比在印尼更成功。
沙裡亞（Sharia，通常譯爲「伊斯蘭教法」）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傳統。兩位作者指出，不能將它等同於其中那些如今被認爲已不再適用的刑罰規定。今天，這一傳統也涵蓋政治協商、對其他宗教的寬容，以及禁止奴隸制的法律。
敘利亞穆斯林學者穆罕默德·雅庫比（Muhammad al-Yaqoubi）在《駁斥伊斯蘭國》（Refuting ISIS）中寫道：「伊斯蘭教的固定刑罰（hudud）不適用於我們這樣的時代。頑固地堅持施行這些刑罰，是無知、偏激、不義、愚昧、幼稚和狂熱的產物與表現。這一切都與伊斯蘭的精神相去甚遠。」
伊斯蘭教傳統並不像新教強調「唯獨聖經」那樣，主張唯有《古蘭經》才是衡量一切的最終準則。其主流觀點認爲，解釋《古蘭經》必須借助不斷發展的傳統。按照本書的分析，現代技術使人能夠繞過這些傳統，直接接觸原始文獻，卻未必需要具備理解它們的能力。這種脫離傳統、流於表面的閱讀，也助長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按納比勒·庫雷希（Nabeel Qureshi）的估計，極端主義者約佔穆斯林人口的 0.01%至0.05%。
休·戈達德（Hugh Goddard）在《基督徒與穆斯林關係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中指出，許多被暴力聖戰組織招募、逐漸走向激進化的年輕男性，所受的教育以理工科爲主，幾乎沒有學習過如何解讀古代文獻：
許多走向激進化的年輕人有自然科學的學習背景，尤其是工程和計算機。這些學科未必會教給他們審慎解讀文本所需的能力，而無論閱讀宗教經典還是當代文本，這些能力都不可或缺。
因此，凱明克和哈米德的工作值得肯定。他們表明，基督徒可以承認與穆斯林之間根本的神學分歧，同時繼續對話，共同促進公共生活中的公義。他們也讓我們看見，伊斯蘭教內部遠比人們想像的豐富、多樣。
兩位作者指出了西方民主社會面臨的八項挑戰，並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傳統中汲取智慧，尋求修復民主生活、改善彼此相處之道。下面，我會選取其中幾項，介紹他們的回應。
第一項挑戰是人們將原本寄託於基督教等傳統宗教的信仰，轉移到了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之上。宗教性原本深植於人性之中，世俗主義卻不承認這一點，反而以爲人可以在宗教上保持中立，由此掩蓋了它自身的信仰。世俗信念本身就是一套信條。信靠自我，仍然是一種信仰，而且其根基並不穩固。
當世俗信念帶著宗教般的絕對確信，卻失去了傳統信仰中的約束與制衡，就可能走向威權。傳統信仰承認，神「也可能要求人以謙卑或恩慈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信念」（28 頁）。一旦排除神，其他事物就會被奉爲神，取代祂的位置。
因此，要修復民主生活，首先需要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每個人進入公共領域時都帶著自己所信奉的東西。沒有哪一種立場是中立的，也沒有哪一種天然就是人人認可的「常識」。
人渴望合一，這可以理解。但這種渴望「一旦靠政治力量強行實現，往往反而造成更多衝突」（44 頁）。兩位作者指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承認，衝突與宗教多元並存的現實，也在神的安排之中，是今生需要預期並妥善面對的事。如今是神忍耐寬容的時期，我們應當認真面對深刻的分歧，而不是藉政治力量將其剷除。「與傳統宗教不同，世俗主義認定人類的衝突可以得到解決，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此時此地。」（45 頁）
諷刺的是，世俗主義雖然自稱思想開放，卻也會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傳統宗教。它要求宗教退回私人生活，不容許宗教平等地參與公共討論。
如果唯有神能實現最終的合一，我們就不該把國家或教會當作今生的終極統治者，將這樣的盼望寄託其上：「神權政治，也就是宗教精英的統治，是褻瀆神的，因爲寶座屬於基督，不屬於基督徒。」（58 頁）伊斯蘭教同樣不期待人能在今生達成完全的共識，因爲衝突是「人之爲人的一部分」，也是神爲了塑造人的品格而容許存在的（63 頁）。
談論宗教與政治時，關鍵是分清真理的絕對可靠，與人對自身理解的確信。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別認爲自己的「聖書」——聖經或《古蘭經》——是神聖、絕對真實的，但真理本身與人對真理的理解，畢竟不是一回事。
兩位作者以伊斯蘭教第四任哈里發阿里爲例。他願意接受人的仲裁，因爲《古蘭經》的含義往往並不一目瞭然；離開閱讀和解釋它的人，經文不會自行發聲。作者還巧妙地指出，「沙裡亞」一詞原本只是指「通往水源的道路」，而「阿里所持的、容許多元共存的倫理觀，本就蘊含在沙裡亞之中」（73 頁）。
基督徒也承認，今生「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如同「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並且盼望將來與神面對面（林前 13:9–10、12）。用古典改革宗神學的說法，我們如今仍是旅途中的天路客，尚未進入得勝教會的榮耀。我們對神的認識是「摹本性的」，而非「原型性的」；是「類比性的」，而非「單義性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知識來自神按照受造者所能領受的方式賜下的啓示，並不等同於神對祂自己的認識。
兩位作者主張，讓政治回歸處理日常公共事務的位置。爲此，我們需要學會辨認偶像，也需要重新認識地獄的教義。當政黨成爲偶像，要求我們爲它犧牲友誼、家庭，甚至生命時，政治就會淪爲陣營至上的爭鬥。如果人不再相信神最終會伸冤，那麼，實現終極公義的重擔就落到了會犯錯的人身上，政治也就成了壓倒一切的事。
相信地獄，反而可以使人更有耐心、更能寬容，因爲最終審判尚未來到，政治對手也仍有悔改的機會：「他們靈魂的最終歸宿，你無法掌控，也無法預知。這種未知讓門留了一道縫——爲連接、對話和自由留出空間」（113 頁）。民主所倚賴的正是這種一種盼望，相信人仍有可能被說服，相信在今生，沒有任何人是徹底無可救藥的。
對邪惡感到憤怒是必要的，但一個社會如果要克服陣營之間的猜疑，也需要維繫人與人的聯繫。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爲此提供了資源。作者舉出的例子，包括耶穌赦罪的恩典，以及伊斯蘭教對擅自「判教」（takfir）的譴責，即反對人擅自斷定另一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
宗教機構是人們學習民主生活的學校。它們塑造人的品格，教導人忍耐、理解別人，並建立群體。美國人雖然越來越世俗化，卻沒有因此停止追求靈性；他們只是以消費靈性產品和服務取代了對宗教群體的委身。
然而，瑜伽館或正念靜修營未必會教導我們「爲了鄰里共同的益處，放下個人抱負」，也未必能把不同階層的人聚在一起（150 頁）。人們常常先入爲主地認爲，宗教機構不利於民主，但兩位作者援引的實證研究表明，世俗文化仍受益於它們「對民主的貢獻」（152 頁）。
而且，當人真正投入這些群體的生活，網上那些脫離現實、停留於抽象觀念的宗教國族主義，就不再那麼誘人。說得簡單些，深入參與現實中各類組織和群體的人，「沒有時間在網上發動十字軍東征或聖戰」。作者接著說：「很可能他們連在社交媒體上吵架的時間都沒有多少。」（157 頁）
兩位作者觀察到，社會經濟地位並不能預測一個穆斯林是否會受到極端主義吸引。我認爲，對某些受基督教國族主義吸引的人，也可以作同樣的判斷。「最容易受極端主義誘惑的，不是窮人，而是那些孤獨的人。」（159 頁）
儘管宗教機構對民主大有貢獻，兩位作者仍在結尾提醒我們：人必須爲著信仰本身而實踐信仰，這些益處才會隨之而來。借用巴文克（Bavinck）的說法，唯有先珍視福音這顆寶貴的珍珠，福音才能像面酵一樣發揮影響。
本書有三點貢獻。首先，它深入淺出地重新發掘了凱波爾傳統的思想資源，表明基督徒不必在所謂中立的公共領域，與基督教主導的社會秩序之間二選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延續了凱明克 2018 年出版的《恐懼時代的基督徒接待之道與穆斯林移民》（Christian Hospitality and Muslim Immigration in an Age of Fear）的思路。在那本書中，他主張，基督徒可以堅定支持以法律和公共製度保障不同信仰群體的地位，同時不必認同「所有宗教本質上都一樣」。公共生活很重要，卻不是我們的終極盼望。神呼召祂的子民寬容、忍耐，因爲如今是祂施行普遍恩典的時代，還不是最終審判的時刻。
其次，本書提醒福音派讀者，伊斯蘭教內部具有多樣性，不能將其等同於極端分子的暴力，也不能任由煽動恐懼的言論塑造我們對它的認識。我教授伊斯蘭教時常說，反對伊斯蘭激進主義，既要從基督教信仰出發勸服人，也可以援引伊斯蘭教自己的文獻與傳統。例如，我們應當記得，沙裡亞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不能將其簡化爲那些被認爲已不再適用的刑罰規定。這個傳統中也有接納今生宗教多元並存的主張。
最後，這本書本身就實踐了它所倡導的理念。一位基督徒和一位穆斯林從一開始就承認，在各自世界觀中最重要的問題上，兩人存在深刻分歧。無論是關於神、救恩、禱告還是預言的教義，他們都不願淡化真實的差異。然而，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對話增進理解，也可以在深刻分歧中共同努力，營造一個讓公民彼此尊重、共同參與的公共空間。
本書很好地預見並回應了世俗自由派可能提出的異議，但我希望，它也能更多回應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和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反對意見。對熟悉這兩個信仰傳統的讀者來說，答案或許顯而易見；但在當下的討論中，仍有許多人受到這些少數派觀點的吸引。
例如，我們應當如何面對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施行的宗教暴力？又該如何看待穆罕默德去世後伊斯蘭征服過程中的暴力？當基督教國族主義者或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援引某些經文，主張以憲法確立特定宗教的地位，或要求全國信奉同一宗教時，我們又應當如何解釋這些經文？
兩位作者爲他們提出的願景作了很有說服力的論證。如果能再加一章，專門處理這些詮釋上的爭議，我會更加欣賞。不過，說「真希望這本書再長一點」，或許已經是很高的讚美了。如果有人想讀一本通俗易懂的書，了解如何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角度，在堅守信仰原則的同時支持多元共存，《宗教能拯救民主嗎？》會是一本我最先推薦的書。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Christianity Can Teach Democracy About Political Plu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