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聽到巴刻這個名字的那一刻。那是1985年9月27日，我上劍橋大學讀本科的前一天，當地浸信會的牧師萊斯利·比爾德（Leslie Beard）送給我一本《字裡藏珍：17個聖經關鍵詞》（ God’s Words）作爲臨別禮物。這本書也許不是巴刻眾多著作中最知名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但它改變了我的生活，甚至今天它還在離我寫作的地方幾英尺遠的書架上，坐落在一本喬叟（Chaucer）著作和一本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詩歌之間，是我最重視的書籍之一。
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因爲它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方式向我解釋了上帝恩典的重要性。通過一系列對聖經關鍵主題進行精心論述章節，巴刻以一種既通俗易懂又清晰易學的方式闡述了基督信仰的榮耀之處。我甚至記得有一天深夜跑過大學宿舍的大堂告訴一位朋友，這本書讓我變成了一個加爾文主義者——雖然當時我並不了解這個詞，只是知道基本教義。後來，閱讀巴刻的書讓我認識了清教徒，然後又認識了我的主要學術興趣之一——約翰·歐文的作品。
說來奇怪，可能是他的另一本最不被看好的書《活在聖靈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對我幫助最大。這本書是在關於靈恩恩賜的爭論如火似荼時所寫的，在這場爭論中，這本書受到了雙方的抨擊。終止論者認爲它對持續論者作出太多了妥協，而持續論者則認爲這本書在支持終止論者。作爲一個因爲聖公會中靈恩派朋友的見證而被帶到基督面前的人，我喜歡這本書，因爲它的論述公允而又滿有恩慈——這似乎是讓許多讀者不高興的事情，這樣的論述指導我明白我如何能夠一方面拒絕靈恩運動，而另一方面又不必拒絕我的朋友。
常常感到自己在尊榮他人上是虧欠的，這很重要。同時也要銘記感恩是一種美德。
因此，無論在智識上還是在屬靈上，我都無法量化巴刻對我生命的影響，然而有的時候，他對我來說又成了一個比較模糊的人物。儘管我對他有所虧欠，但我也受到了英國福音派的影響。在1966年至1970年期間，英國聖公會與不從國教者之間的痛苦分裂之後，英國福音派開始浮出水面，那是從鐘馬田與斯托得的公開分歧開始，在某種意義上說，又以鐘馬田與巴刻因後者捲入《成長進入聯合：形成英格蘭聯合教會的倡議》（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一書而決裂告終。多年來，我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鐘馬田的立場，因而對整個英國聖公會，尤其是聖公會中福音派領袖們抱有一些懷疑的眼光。20多年後巴刻簽署了「福音派和天主教聯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宣言，因而在北美福音派當中招致了新一輪的批評，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重演。雖然我不同意他在這方面的行動，但毫無疑問，巴刻後來在美國改革宗的被邊緣化是後者的損失。他所發出的聲音博學而親切，他應該得到更好的聆聽和對待。
但我們都會變老。而且希望我們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更聰明一些。很明顯，在個人的正直和魅力上隨著年歲而增長的是巴刻，而許多爲了堅持他們所謂的「正統」而批評他的人，在謙卑、尊重他人、真正愛教會而不是愛自己的地位等問題上，卻顯得不夠堅定。60和70年代英國福音派的爭執帶來的只有激烈的爭吵。最後，巴刻的願景，即一個更有思想、更少言語上帶來分裂的運動，顯得更加重要和強大。
而在北美，神學正統居然可以與貪戀權力、領袖的個人野心和腐敗相安無事。巴刻可能在他的普世聯合運動中犯了一些過於寬容的錯誤。但他畢竟以謙卑和正直走到了比賽的終點，而這在福音派領袖中相當罕見。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對巴刻來說「領袖」很可能是個錯誤的詞——他從未成爲一個貪權的人。他似乎缺乏一些個人野心。他不屑於建立自己的品牌。他沒有在Twitter上鼓吹自己的偉大。他只是寫了一些好的、有用的書，做了一些扎實的講座，並堅定地傳講聖經。
我只見過他一次，
我們在2012年一起度過了一天。巴刻雖然比我大40歲左右，但我們都是格洛斯特郡文法學校（Gloucestershire grammar school）的畢業生。只有文法學校的男孩才明白，那種校友相聚產生的連結有多麼強烈。我們談到了我們的家鄉，討論了約翰·歐文和理查德·巴克斯特。他帶我去他最喜歡的爵士主題餐廳吃午飯。當我冒昧地暗示他是偉大的長老會領袖時，他甚至短暫地對我發了脾氣：「我是一個信念堅定的聖公會教徒！」他用拳頭敲打著桌子說。
我們分手時，巴刻爲我做了一件美事：他在我那本破舊的《字裡藏珍》上籤了名。是的，我把它帶去了。是的，它現在是我珍貴的新教文物了。是的，當我看著它在我的書架上時，它是一個珍貴的提醒，提醒我這位真正偉大的人現在已經完成了真正偉大的比賽。
平安！巴刻博士，願你平安！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ank You, Lord, for J. I. Pa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