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弗吉尼亞大學著名社會學家詹姆斯·戴維森·韓特（James Davison Hunter）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來改變世界：基督教在晚近現代世界的諷刺、悲劇和可能性》（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一書。在該書出版五週年之際（本文寫於2015年——譯註），我們邀請八位作者參與對該書的論述，並評估其對福音派基督徒與周圍文化持續互動的影響。這一評估的結果就是福音聯盟的第一本電子書《再評「忠實在場」：五年後再評〈來改變世界〉一書》。你可以點擊對應版本免費下載該書英文版，以你喜歡的方式閱讀。
作者包括：
韓特·貝克（Hunter Baker） • 約翰·戴維斯（John Jefferson Davis） • 艾利斯（K. A. Ellis） • 格雷格·福斯特（Greg Forster） • 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主編）• 莫勒（R. Albert Mohler Jr.） • 維農·皮埃爾（Vermon Pierre） • 丹尼爾·斯特朗格（Daniel Strange）
下載電子書：
今年（2015年）是韓特出版其里程碑著作《來改變世界：基督教在晚近現代世界的諷刺、悲劇和可能性》一書的五週年。在許多方面，這本書的影響力已經超出了它的讀者數量，它倡導「忠實在場」（faithful presence），警告人們不要沉迷於自說自話的「迴音壁」，並探索彼此緊密連結的精英人士在塑造我們共同文化上的特殊影響。該書對改變福音派教授、牧師和非營利組織領袖的意見和行動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它的影響力又進一步支持了作者，也就是弗吉尼亞大學宗教、文化和社會理論拉布羅斯·列文森（Labrosse-Levinson）傑出教授和文化高級研究所執行主任韓特的一個關鍵論點：改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到來，一開始很緩慢，但最終，隨著任何特定文化的時尚締造者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們其他人最後會幾乎想不起原先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
那麼，五年的時間顯然還不夠久，不足以就社會發展是否會證實韓特的論點得出任何確定的結論。韓特尖銳地批評了美國福音派從寇爾森（Chuck Colson）到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等流行的政治聲音，但福音派基督徒對他的書幾乎沒有像他建議的那樣用「一個沉默的季節」（"silent for a season"）來回應。福音派似乎仍然喜歡民粹主義的憤怒，而不是長期的戰略佈局和合作。福音派繼續在政治進程中投入巨大的情感和金錢資本。至少在這個意義上，韓特的主張幾乎沒有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試驗。人人都說自己需要他的方法，但卻沒有人付諸實踐。
但就另一個意義而言，福音派基督徒對美國文化的體驗在五年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他們與政府在性道德和宗教自由方面的關係上。小布什政府後期的文化體驗與我們對現在和未來的預期都完全不同。五年前，許多福音派基督徒聽到韓特在社會精英階層中尋求「忠實在場」的呼聲。現在，許多人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夠獲得精英階層的准入。即使他們可以，我們是否相信福音派人士能在這樣的壓力下保持忠信？他們能夠被允許根據聖經而來的良知來實踐他們的信仰嗎？
因此，有兩位福音派人士在回顧過去五年時，竟然對韓特的書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兩種觀點都可以在本文提供的電子書中找到。
觀點一：看看我們的文化環境向基督徒是如何惡化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在教育、法律和媒體中 「忠實在場」的基督徒來推動文化變革。基督徒忽視了社會精英們的影響，這對基督教來說很危險。
觀點二：看看我們的文化環境向基督徒是如何惡化的。我不明白如何還能鼓勵基督徒在教育、法律和媒體方面憑良心行使一個公開的信仰？另外，教會正在從內部腐爛，因爲基督徒允許這些糟糕的文化在門訓我們的年輕人。與其說我們需要在這個世界上「忠實在場」，不如說我們需要對自己的家更有「戰略性關注」。
因此，可以說韓特的書就像一塊試金石：鑑於我們已經看到數量上雖是少數的精英們如何將機構變成他們的優勢，我們是否應該加倍重視 「忠實在場」戰略？或者說，對精英文化的關注是否會分散我們對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8-30中 所說「神的愚拙」的關注？當你看到聯邦政府提供數百萬美元來幫助計劃生育和墮胎等謀殺議程時，保持「一個季節的沉默」聽起來是最糟糕的疏忽。還有什麼比拯救無助的嬰兒免於謀殺更能體現對鄰舍的愛呢？但是，當你看到川普在福音派共和黨人中的民調中領先時，保持「一個季節的沉默」聽起來是唯一的理性選擇，至少就大選階段而言是這樣。
世界像以往一樣迫切地需要基督的愛和上帝子民的榜樣。但是，福音派基督徒陷入了社交媒體戰爭，被左右兩派的激動情緒所困擾，似乎無法勝任這一任務。
今年秋天，韓特和我約在他的辦公室見面，談論天氣問題。或者說，他在我這氣象學家面前扮演了文化氣候學家的角色。他關注的是西方文明的長期趨勢，而我則關注眼前的文化問題。但我所關注的這些問題起源於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思想和行爲習慣。所以我向他尋求幫助，希望他幫助我根據對我們最近文化風暴的解讀來告訴我氣候。我可以看到雲層，而他可以幫助我預測雲層的長期潛力。
韓特在60歲的時候出版了另一本開創性的作品《文化戰爭：控制美國家庭、藝術、教育、法律和政治的掙扎》（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Family, Art, Education, Law, and Politics in America），那是1992年。然而，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他才開始明白，在這本書中他其實描述了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斷裂、一個時代的結束和下一個時代的開始。我們見證了西方文明的結束，它建立在理性（雅典）和啓示（耶路撒冷）之上，是柏拉圖和保羅的思想結果。而無論我們是否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正看到尼采時代的來臨——沒有意義的歷史，追求可憐的舒適。「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變得像異教徒。」韓特告訴我。
我請他從雲端下來，幫助我們理解他說的。「是什麼讓你熬夜和感到憂愁？」我問道。
「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全球化、最強大的體制，」韓特解釋說。「但市場就像被造世界的其他東西一樣，帶著墮落的印記。沒有道德體系的市場最終只能走向虛無主義。」
無論你是否同意韓特的觀點（格雷格·福斯特在這本文集所包含的評論中也表示了不同意），我們絕不能錯過2001年9月11日的意義。在他們顛覆世界秩序的努力中，伊斯蘭恐怖分子把目標對準了資本主義最明顯的象徵。作爲回應，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敦促愛國的美國人通過購物和旅遊來回應。這樣一幕場景在告訴你，是什麼讓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夜不能寐。
韓特幾乎沒有被我們的文化自2001年以來最顯著的天氣發展所嚇倒，即2015年早些時候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審判結果，這一案件使全美的同性婚姻得到了合法化。那麼，爲什麼這個決定對韓特來說並不重要？因爲在他看來，這個決定至少在35年前就已經注定了。作出這一裁決的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神學家和哲學家。他不是一個創新者，但他將有關婚姻和墮胎的重大文化轉變編入了憲法，使之成爲「表現型個人主義」的代表作。而且他是由羅納德·里根總統任命的，是宗教右派最偉大的選舉成就。這表明再多的政治策略和投資也無法克服一場席捲舊秩序的文化革命。
鑑於韓特書中對現狀的尖銳批評，人們很容易認爲他對任何基督徒改變世界的努力都持悲觀態度。但他出人意料地對我們作爲基督徒的機會感到樂觀，因爲我們有機會在上面種草植樹，以建立一個更好的文明去替代尼采的世代。「忠實在場」於每一代人當中的上帝給了我們眼睛，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美麗的世界。在基督裡，他賜予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和平。我們不是從大選到大選地改變文化，我們從事文化努力的時間週期應該至少需要以世紀來計算。
「這本書根本不是在說退出文化，」韓特堅持說。「它是關於參與文化的。但我不會把『公共』等同於『政治』。」
本文提供的這本電子書中的文章試圖突出《來改變世界》中最有洞察力的方面——即便一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批評。編輯這本電子書的過程使我對五年前韓特的那本書爲何讓我感到如此重要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思考。下面我想爲每一年的思考提供一個總結，並在最後一點裡提出一個主要關切。
第一，僅有勇氣和信念是不夠的，這也是韓特在他對歷史文化變化的分析中所顯示的。是的，跟隨耶穌必然意味著我們會被人厭惡，至少是被一些人厭惡（約15:18-25）。但是，沒有合作願望和不願做出任何讓步的勇氣和信念在普遍恩典領域不會沒有什麼成就，在公共領域，我們需要付出言語和行爲愛我們的鄰居。
第二，民粹主義並不能改變文化，英雄式的個人主義也不行。韓特以猶太人和同性戀者爲例，指出他們其實是對政府、媒體、教育和藝術有巨大影響的少數群體。那麼，什麼會改變文化呢？在重疊領域工作的人士緊密連結所組成的關係網絡！所以不要誤解民權運動的例子。像羅莎·帕克（Rosa Parks）斯和小馬丁·路德·金這樣的英雄人物得到了政府和媒體中居高位盟友的幫助。遊行的群眾也是如此。
第三，當福音派認爲文化衰落時，復興就成爲一個流行的話題。而招募盟友來建立長期的體制和架構就不那麼受歡迎了。然而歷史表明，只有當復興改變了社會結構而不僅僅是心靈時，才會在地球上留下持久的遺產。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在19世紀初英國廢奴運動時所做的就是明證。
第四，在基督教文化活動中，政治往往勝過一切，但它不應如此。這讓我們的政治參與定義了我們在與國家關係中的門徒身份，世界通過我們的政治來了解基督徒。而歷史表明，以黨派政治爲特徵的教會會隨著其支持政黨的命運而衰落。無論如何，宗教自由已被重新塑造成一種自我利益的立場，而不是一種憲法保障。因此，肯塔基州的金·戴維斯（Kim Davis，拒絕給同性戀婚姻辦法結婚證的州書記員——譯註）加強了人們對基督教的偏見：基督徒追求的只是一種自以爲義的特權。我們的鄰舍無法將我們的原則立場與對他們的愛聯繫起來。然而，我們所處的墮落世界也提供給我們展示恩典和寬恕的機會，就像今年的查爾斯頓教堂槍擊案（Charleston Nine）那樣。
第五，韓特所指出的三種文化參與模式——潔淨文化、抵擋文化、與文化建立關係——都反映了一些聖經中的真理。但耶穌的榜樣——而不是與不同意見者或前幾代人的對比——才是我們思考的源泉。我們越是讚美自己沒有犯父輩的錯誤，就越有可能被我們的兒子和女兒評估爲錯過了耶穌所強調的要點。
在評估耶穌的服事時，《來改變世界》更傾向於基督拯救工作的兩個方面並輕視其他方面，這兩個方面就是他的榜樣和將來必然勝過邪惡力量的應許。但這並不是上帝與我們同在並忠於祂應許的唯一也不是主要的方式。如果沒有基督的義因信而歸於信他的人，如果沒有神對罪的憤怒得到滿足（羅3:21-26；林後5:21；約壹2:2，4:10），我們仍然是神審判下的仇敵。那些愛神和愛鄰舍的人知道他們得著了多大的饒恕（路7:47）。如果能更持久地強調基督工作的這一層面，韓特對公共領域裡行善的呼籲會更有力。
在對韓特的書進行的這麼多討論中，他的主要應用幾乎沒有受到大家的注意：地方教會應當爲基督徒提供上帝「忠實在場」，以及支持他們在被造世界每個領域完成使命的方法。韓特這本著作中的第一和第二篇各有七章，符合聖經中的「完美數字」，但第三篇卻只有六章。這是因爲，韓特告訴我，他打算讓教會在她的實踐中寫下這一章。正如韓特在書中所說，健康的靈性需要所在共同體的塑造。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又譯「夏村」）三一長老會（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格雷格·湯普森（Greg Thompson）在弗吉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師從韓特。他正在努力實現這個「世俗時代的宣教教會」的願景，其雙重目標是塑造忠信的基督徒，並差派他們成爲所有文化領域裡的創造性機構建設者。
即便如此，許多人仍然認爲韓特是一個精英主義者，專注於對上流社會的滲透。這樣認爲的人錯過了他賦予教會的這一關鍵角色。他對那些將自己的社區視爲網絡化連結的家庭教區的教會充滿盼望。這種高密度的共同體學習和彼此相愛的方式會溢出到他們的鄰舍身上，並最終導致對上帝的讚美。同時，韓特堅持認爲他的工作同樣適用於你所在的學校，就像適用於華盛頓特區的精英一樣。這些學校在教師與家長合作、行政人員與當地政府官員合作、教會領袖與企業主開會時都會帶來和產生變化。所有的人都是他們自己領域裡的精英。他們都有權力進行變革，但他們共同完成的工作要比單獨完成的工作多得多。
在過去五年中，韓特的書主要接觸到精英人士。但他挑戰所有的基督徒，當他們彼此背負重擔的時候，要合理地調配上帝賦予他們的地位和財富。他並沒有提供一條通往影響力的道路，而是提供了在我們這個世俗時代忠信的模式。
「地位強調的是排他性，」韓特告訴我，「而這是與福音相抵觸的。」他繼續說：「耶穌選擇了一個普通的漁夫彼得，他也選擇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保羅作爲他的首席神學家。」
無論你是更像彼得還是保羅，上帝都能與我們每個人一起工作，改變我們在世界的小角落。甚至可能更多。天氣可能是陰天，有百分之百的暴風雨的可能性。但長遠的預測告訴我們，雲彩是與上帝本人一起來的（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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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電子書的文章反映了對韓特作品的不同看法。格雷格·福斯特對韓特的背景進行了廣泛的概述，並特別對兩個方面進行了實質性的批評。其他文章對韓特論題的關鍵方面進行了較短的分析。沒有一篇文章應被視爲試圖詳盡地參與韓特對文化和歷史的巨大分析。然而，每篇文章都爲不同背景的思想家和實踐者自2010年該書發行以來如何處理他們的使命打開了一扇窗。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visiting 'Faithful Presence': 'To Change the World,' Five Years Later.
